张维迎：茅于轼先生——我治学为人的楷模

作者简介：张维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09年第5期（总第43辑）。

上世纪八十年代，茅于轼先生可以说是我不挂名的学术导师。我与他交往频繁，我的主要学术观点的形成，离不开他的启发。很多人说，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理论。在我看来，茅于轼先生是中国最精通价格理论的经济学家之一。他高山景行，永远是我做人与做学问的榜样。

第一次认识茅老师是1982年的春天。我从西北大学本科毕业后考上了何炼成教授的研究生。开学不久，第一次“全国数量经济学研讨会”在西安进行。西北大学是主办单位之一，茅老师是这次会议的一个小组副组长，我被分配在这个小组里当秘书。

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在这个会上讲择优分配原理，从数学最优解的角度来去解释资源配置，让人耳目一新。在小组讨论中，他的发言总是会引起很多争议。我理解，因为他从工程最优化开始研究资源配置，然后深钻西方经济学，思维和当时的另一些人——从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过来的人是很不一样的。

那时候，我在小组里是秘书，但也可以发言。茅老师对我的观点很支持，因此推荐我代表小组到大会发言。我在大会发言的时候，因为说话语气没有掌握好，冒犯了一些人，引起他们的责怪。事后，茅老师帮助做调解工作，化解了矛盾。这是一件小事，但能看出他对年轻人的爱护。

这次会议之后，他回到北京。我跟他开始书信往来。可以说，与他通信是我在研究生期间非常愉快、并让我的知识体系大大改变的一件事。他还时常给我邮寄有些好的文章，我从他那里接触很多独到的思想和理念。那时候就发现，他注重用经济学理论分析日常生活中的现象。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个例子，有一次通信中，我们讨论了关于“学雷锋，做好事”的人免费修理锅碗瓢盆到底好不好的问题。他的观点是“不好”。因为免费修理使得一些人把本来不值得再修的东西拿来修理，从社会的角度看，花了修理用的材料、人力，加上排队的时间，显然是一种资源浪费。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观点。

由于受他的影响，我组织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办了个读书会，系统地自学西方经济学。这当中有一些问题，也不断写信向茅老师请教。到了83年8月，我写《为钱正名》之后，遭到校批评，批判文章铺天盖地而来，不但在陕西，全国都有。当时我心情很不好，茅老师写信鼓励我，说正确的观点刚出现的时候，经常面临多数人的反对，但最终会被人们接受，所以你应该充满信心，坚持自己的主张。

1983年春节前，我第一次到北京。茅老师接待我，给我安排了住宿。第二天，又约我到他家面谈。此后好几年，我去过他家无数次，街道名和门牌号都已经忽略了，但永远记得就在小区北门进去第二栋楼左下角的位置。那时候交通、通讯都不方便，见到他自然很高兴，也萌发了到北京工作的愿望。1983年底，我开始准备硕士论文。春节过后，我就到北京收集资料，住在一个朋友家里，经常骑自行车往他家跑，跟他交流情况。

当时，茅老师在研究能源价格问题。他对价格理论掌握得非常透彻，喜欢用计算来说明问题——例如每吨煤的出厂价格、运输成本等等，都有详尽的计算。他关于价格不合理导致能源浪费的观点对我的毕业论文和关于价格改革的思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交给我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阿伽瓦拉写的《价格扭曲与经济增长》一文，让我翻译。这篇文章用跨国数据证明，价格扭曲越严重的国家，经济增长越慢，给我很大启发。

除了价格，我们也讨论现代经济学和改革实践中的各种问题，如工资、收入分配、价值观念等等。我写过一篇文章，谈经济变革中十大观念的转变，有些内容是由他的启发而来。他后来去做扶贫贷款和家政培训这样的“小事”不是偶然的。他做事非常认真细致。我送给他提意见的文章，他会非常仔细地阅读，有问题的地方用笔画出来，注上工整的文字。有些文章的初稿，我自己都没有了，但他一直保存到今天。

1984年底，我正式到北京工作，跟他见面的机会更多了。之前，由于他的介绍，我认识了宋国青。他是我八十年代非常重要的学习和工作伙伴。茅老师对宋国青非常欣赏。我们逐渐形成了一个学习和交流的圈子，包括我在西北大学时组织读书会的同学栗树和、梁天征、张敢明等等人。茅老师与大家的关系非常亲近。我们去他家，不仅聊天，交流学术问题，有时候还留下来吃饭；在他家可以讨论到很晚，有时甚至聊到晚上十一二点。我们逐渐树立了这样的信念：只有通过市场经济，一个国家才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才能有一个好的经济成长。

茅老师与年轻人交往的时候，不吝关心和鼓励，但没有任何架子。他和我们这些后辈讨论问题的时候，碰到不同意见，只要你说得对，他立即更正自己的观点。他的思想从不僵化，可以向任何人学习，也会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直到他年龄更高、名气更大的时候，这一点仍然没有改变。当别人向他请求帮助的时候，他几乎是有求必应。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品质。无论对治学还是做人，他都是一个绝佳的榜样。

到了90年代，我去牛津读书，他是少数几个与我互通书信的人之一，他在英国访问期间还专程到牛津看我，非常令我感动。从牛津回来之后，我和易纲、林毅夫在北大创办经济研究中心，得到他的支持；1997年，我又转到光华管理学院，他对我的支持一如既往。但由于工作繁忙，我和他见面的机会少了很多，只是默默关注他的情况。我知道他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非常辛苦，倾注了很多心血。后来又做了扶贫贷款和职业培训的项目。像他这样的年纪，愿意通过这么具体的小事去帮助别人，一般人根本做不到，更何况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很多人愿意支持他做的事情，包括我自己也尽可能参与其中，都是被他的这种精神所感动。

更让人钦佩和感动的，是他对这个社会的关心与责任。大概一年前，他写了一篇《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遭到前所未有的非议。没有责任心的人是不会去写这种文章的。在目前的中国，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护，传统的仇富心理依然隐藏在很多人的内心深处。这种状况如果不改变，中国很难有持续的经济增长，中国人永远无法实现共同富裕。但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茅老师的“为富人说话”是呼吁我们建立良好的产权制度和产权文化，这是作为经济学家或者一个理性思考社会问题的人的真实表达。他“为富人说话”本身就是“为穷人办事”，因为在产权得不到尊重的社会，除了特权阶层，所有人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害。他是一个勇于坚持真理的人。

回顾与茅老师交往的二十多年，我的成长深受他的影响。不仅是我，很多人跟我一样，都受过他的帮助和启发。对于受过茅老关照的人来说，他为我们做了很多，而我们为他所做的很少。直到今天，他依然忙碌于各种工作，给更多的人带去帮助。在他的八十岁生日即将到来的时候，我祝愿他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学术青春永存。对他的感谢和回报，就是以他为榜样，更加努力地学习和读书，说真话。希望在他九十岁生日的时候，不需要再去“为富人说话”。（编注：茅于轼先生已过完九十岁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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